在傈僳山谷的许多村落里，教堂门前常常悬着一个奇特的“钟”。
我去过欧洲许多教堂，见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钟，大的甚至超过一顿重，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长的一点都不像钟的钟。
它不是青铜的，也不是像铁铸的，我问了才知道，它是一个废旧的氧气罐，被切开、打磨，再悬挂在一个架上。
只要聚会时间一到，敲钟人就会站在门口，用铁锤敲响它。
“当——当——当——”，声音在安静的山谷间回荡，穿过稻田、竹林，传到一个个屋子里。
那一刻，整个山村仿佛开始苏醒。
妇人放下手里的柴，男人们停下手里的活，老人穿上干净的衣裳，背上他们那个斜挎包，里面放上他们的歌本和圣书，沿着山路，循着钟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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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那口“钟”时，内心涌出一种莫名的感动。
氧气罐——这原本是用来救人肉体的器具，而如今，它成了呼唤灵魂的器皿。
我想起曾在医院探访的一幕，一位家人靠着氧气罐呼吸，管子连接着他的鼻孔，每一口气都艰难。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明白：人的肉体若没有氧气，就会窒息；而灵魂若没有祂的生气，也会窒息。
我看到一个本是用来供给人呼吸氧气的东西，成了提醒人要来呼吸“生命气息”的声音。
父啊！这世代需要氧气罐，更需要教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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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离开福贡回到上海，进入到世界的另一幕。
看着机场匆忙出站的人群，每个人都在奔跑、追逐、拉扯，我仿佛感受到了第二天他们即将面对的焦虑、比较、算计、欲望的浓烟。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许多人快要窒息，他们想吸一口“平安”的空气都难。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各种“氧气罐”，健身房、冥想课、咖啡香、短视频、“逃离城市”计划。。。
这些确实能暂时让人喘口气——就像氧气罐一样，帮你在某个瞬间恢复呼吸。
但氧气罐终究是外在的供给，它并不能改变空气的本质，人若不换一种“活法”，氧气再多，也会被内心的空虚重新吸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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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口教堂钟，提醒的却是另一种生命方式，它不是让人“多活一会儿”，而是让人“活得不一样”，且能“永远活着”。
钟声响起的时候，没有人再工作，没有人再交易，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聚在一起。
唱诗赞美、学习真理、彼此相交。
那是一种集体的呼吸，呼吸信心、呼吸盼望、呼吸爱的气息，那是起初至高者吹进我们鼻孔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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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骆丹弟兄2010年6月在老姆登村拍下的那张《敲钟的约翰》 ，小雨当中，约翰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拿着敲钟的铁锤。
那个画面让我看到的不是那种警钟的感受，而是一种温柔的提醒——“该安息了”，“该回家了”。
这个世代，需要教堂钟，更需要敲钟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忙着停不下来，还制造了太多的噪音让人无法听到那永恒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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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说：父啊，我愿意成为那个敲钟的人，但是钟在哪里呢？
我想说，所有能让人听到父在呼唤的东西都可以成为那口钟，我们只要按时候敲响它。
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文字、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
在这个世代，你可以成为一口氧气罐，给人带去氧气，救人肉体，滋养软弱的生命，但更重要的是要成为教堂钟，唤醒忙碌和沉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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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那位葬在里吾底村的阿子打（阿兰·库克的妻子伊丽莎白(LeilaR.Cooke)。
她是位和蔼可亲的使女，也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能说一口流利的傈僳话。
每到礼拜天，总是耐心地为傈僳家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看病、给药、打针。
平时有患病的或妇女生小孩，只要喊她，不论白天黑夜，她都会去病人家看病。
她还为孩子们种牛痘或打天花预防针，举办妇女培训班，传授妇幼卫生常识。
她就是一个合格的氧气罐，但她不只关心人肉体的需要，更是关心人灵魂的需要。
她翻译傈僳文的真理书和诗歌集，以至于今天我们在怒江可以看到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
1943年，年轻的她因病去世，被安葬在了这片她服侍的土地上。
她的生命如同那个氧气罐，虽然不能再救人肉体，但今天却成了那口教堂钟，常常唤醒那些沉睡的心。
我相信，那天在阿子打的墓前流泪的人群中，许多人已经被唤醒了。
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成为氧气罐，更愿意成为教堂钟，以及敲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