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接子里甲乡俄科罗村，东邻腊母甲村，西边连着缅甸，北面是架科村。全村 7 个村民小组，744名村民，全是傈僳族。
“里”是傈僳语的竹排，“吾”是最先，“底”是“顶”的变音，意思是停放的地方——整个村名，就是“最先停放竹排的地方”。
因为靠着怒江，这里曾经是渡口，常年停着渡江竹排，便有了这个名字。
那天，我们来到这里。
如今的里吾底，安静、温柔，且深藏着许多美好的故事。
这里埋着三位外国人，这些故事都和他们有关。其中一位，就是被傈僳人称作“阿子打”的伊丽沙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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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里吾底的路就像一首难唱的傈僳诗歌，对我们这些城市乡巴佬而言，用“连滚带爬”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那天，我们驾车到半路，然后跨过石堆，翻过山路，最后坐上三蹦子， 开了不知道多少个坡，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最后终于抵达村里。
当我们进村时，虽然也能看到一些现代化的建设，例如现代的房屋和篮球场，但仍然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仿佛是一百年前就停在这里、从来没被时代打扰过的宁静。
这条路，在百年前，阿子打与阿益打夫妻，也曾日复一日地走过。
但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要到一个村寨，需要走山、走林、翻坡，一座山头过去才发现，还有一座，全部只能步行。
我们来了，当天就走了，而他们，选择住在了这里。
“没有一个外面的人能在里吾底住几十年，”阿子打的学生阿普加曾说，“他们来的时候，就已准备老死在里吾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人。”
不是因为这里很舒适，而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傈僳人，他们需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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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阿子打，是里吾底人给她的尊称——“尊敬的大姐”。
她几乎是村里的全能手：护士、老师、园丁、音乐家。
她家是小小的医疗站，村民生病了来找她，妇女怀孕了，她主动去关心；生产时，她亲自接生。
有人记得她当年提着简单药箱、走在崎岖山路上的背影。
她不仅给人治病，也教导真理，让许多傈僳人从害怕鬼怪的恐惧中进到光明的国度。
晚上，她会教孩子傈僳文、算术。据说，孩子们背下课文，就给糖果或铅笔。白天，她种菜，也教村民种菜，村子里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菠菜，就是她带来的。
傈僳人天生会唱，山谷里本来就回荡着歌声，但因着阿子打的到来，这里的歌声从山歌变成了赞美的诗歌。
她与丈夫阿益打翻译完福音书，就翻译赞美诗，一笔一画地写谱，教村民唱。
如今傈僳人的歌声能在怒江峡谷的每一个山头回荡，都是从阿子打和里吾底村这里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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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阿子打在去南安甲服侍的途中，因为过度疲累，旧伤发作，感染发炎，被搀着回家。
那时里吾底没有足够的护理，最终她在那年4月安静地离开。
在墓室的墙壁上，刻着她丈夫阿益打的回忆：
“这些僳僳人在安葬我的妻子时，流着眼泪为她唱《复活歌》，每天有好多人来安慰我，回忆阿子打生前的各种往事，好多人都哭了。傈僳族真是世界上最善良、最有同情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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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站在阿子打墓前，唱起了《一粒麦子》:
这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在这里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在想：一个人选择把生命摆上，会发生什么？
答案就在眼前：一整个怒江峡谷被唤醒，一整个傈僳民族被拯救，以及成千上万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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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所拥有的恩赐、才干、金钱、能力或许都比阿子打要多得多，医术比她更高超，音乐比她更擅长，经济比她更富裕，但我们缺少是成为一粒麦子的勇气和决心。
麦子并不需要有多伟大，它只需要愿意：
愿意落在一个不舒适的地方，愿意被埋在别人看不见的土里，愿意在黑暗中忍耐，愿意在风雨中等待——直到发芽。
阿子打只是一位愿意的人，她的能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我想她从未想过，她的生命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它的死会结出如此多的子粒来。
因为这一粒麦子的愿意，改写了怒江和傈僳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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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的时候，我们去探访服事了一位生病的家人，临走时我们和这家人说“再见”，家人笑著说：不会再见了的，你们肯定不会再来这里的。
我的鼻子突然一阵酸楚，我知道此刻的我就是一个观光客，服事也只是顺道而已，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舒适的大城市，我们除了在DG中纪念，还能为他们做什们呢？
坐上三蹦子，吹着下山的风，看着两边摇动的竹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想：
也许再也不会有如此深爱傈僳人的阿子打和阿益打了，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里吾底”，和属于我们的“傈僳人”。
我们要在那里生活、服事、燃烧自己，像一粒麦子一样也在那里埋葬自己。
你的里吾底在哪里？你的“傈僳人”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