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i.y.qq.com/v8/playsong.html?songid=444466611#webchat_redirect
Ta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Ta里面的，Ta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Ta，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把这首歌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吧，盼望这首诗歌也能带给他们感动和祝福，把他们带回到Ta的面前。
祝福你！
自己的房屋可以荒凉，但祂的殿必须是天花板的
在一些傈僳山谷的村落里，你很难不被一种对比的画面震撼到。
家家户户住的是竹屋、木屋，四面漏风，夜里寒气从缝隙里钻进来，一家人只能围着火塘取暖。
但他们建的教堂，却几乎是全村最好的房子——石头砌的墙、结实的屋顶、干净的瓷砖地板，窗户用的是铝合金，阳光从中透进来，照亮每一个座位。
身为城市人的我，站在那样的教堂门口，心里涌上一阵难以言说的羞愧。
一位老弟兄告诉我：“我们盖堂，是全村家家户户一起奉献盖起来的。”
而在城市里，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相反的画面。
我们为自己的房子精装修、买好的家具，但给祂的，却往往是家里余剩的、闲置的、不要的。
有些教堂里堆着许多乐器，并不是因为没人用，而是因为那些是别人家淘汰下来的。“反正还能响，就送到教堂去吧。”
我曾经遇到一个团队，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们的话筒总是啸叫？”
我一看，他们用的是几十块钱的塑料话筒，可他们是开着宝马来的。
我问：“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
他们说：“我们都不专业，听不出来的。”
那一刻，我沉默了。——难道我们买好的，只是为了献给人的吗？
/
在这片山谷里，我看到一种颠覆性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可以简陋，但他们的敬拜不能简陋。
他们知道，人的居所可以暂时荒凉，但那为荣耀君王预备的地方，绝不能荒凉。
这不就是敬拜的态度吗？这不就是敬拜者心中的优先次序吗？
在怒江，我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没有去城市里追求月入过万的工作，却选择留在这偏远的山谷，忠心地服事。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有祂，就足够。
/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这句话出自《哈该书》。当年百姓各顾各的房屋，却让荣耀君王的殿荒凉。于是哈该发出呼声，要他们重新调整焦点。
所谓“天花板的房屋”，不只是建筑的装饰，而是心中的优先次序。
今天，我们也在建造不同的“房屋”——事业的房屋、名声的房屋、舒适生活的房屋。
但在这一切之上，是否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为祂预备的呢？
/
其实，祂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但祂是以人的赞美为宝座。那殿之所以宝贵，是因为那里承载着子民的赞美与敬拜。
如今，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想要建造一座“殿”都不容易。但我今天想分享的，并非眼睛所见的殿，而是祂心里所想要的那一个地方。
祂想要的，是祂子民的敬拜。那敬拜不受地点限制——可以在家里、在酒店里、在工厂里、在咖啡店里。
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为祂预备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自己的房屋可以荒凉，但祂的殿，必须是天花板的房屋。
这，就是“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一起共勉！
为何傈僳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如果你看见傈僳人拿着杯子，一定是在喝茶，不是喝酒，这次我是亲眼见识到了。
在怒江的群山之间，傈僳人有一条流传百年的传统：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若是有抽烟喝酒的，几乎会成了他们中间的另类，渐渐被边缘化。
很多人一定会觉得这传统挺奇怪，毕竟，真理书上并没有说“不许抽烟不许喝酒”，那这规矩是哪来的？
当我去了解过去的历史我才明白，这不是源自教条，而是源自一场文化的拯救。
/
一、一百年前的文化救赎
时间回到上世纪初。
那时的怒江大峡谷，还没有公路，来自英国的富能仁爬山涉水进到这片少数民族的土地。
他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傈僳人和怒族人几乎人人嗜酒。
他们喝酒，不是为了庆祝，而是为了麻醉；不是偶尔放松，而是天天酗饮。
莫尔斯（J. Russell Morse）的儿子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的傈僳人“喝酒不节制”，汉族地主常常趁机利用他们。
赶集时，傈僳人背着粮食下山卖，地主请他们喝酒，喝到不省人事。第二天酒醒，地主随口报个数字：“你喝了十斤、二十斤、一百斤。”傈僳人也分辨不清，只能拿粮食抵债。
一场酒宴，就让他们的劳动成果白白流走。
长期下来，因酒导致了极高的社会代价——贫困、债务、暴力、淫乱、疾病。
富能仁和他的同工杨思慧看得很清楚——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致命伤。
他们认为：“不禁酒，好消息就没法传。一个酒鬼若走进教堂唱赞美诗，心里如何能清醒？”
于是，他们立下了一条规则：不喝酒，不抽烟。
这不是律法，而是保护，是为了让人脱离醉酒的捆绑，重新拥有清醒的生命。
/
二、本地化的智慧
信仰需要在本地文化中生根，不能只是照搬外来形式。
富能仁他们看到，当地人对酒精完全没有自制力，所以“禁酒”就成了让好消息能真正在这个民族落地的关键。
这条规则让好消息能以一种他们能理解、能实行的方式进入生活。
有人说，禁酒只是“外在行为”，但实际上，它也改变了傈僳人整个民族的气质。
从那以后，他们成为了“清醒的民族”，他们的村庄里再也听不到醉酒吵架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诗歌声和祈祷声。
连外人都说：这些人身上有种不一样的力量。
/
三、一条规则，一种身份
百年过去，禁酒禁烟早已超越传统本身，成为傈僳族信仰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族群的属灵记号，象征着节制与淳朴。
他们就像拿细耳人一样，放弃了他们喝酒的权利。
有学者曾形容傈僳人是“最接近清教徒的民族”。他们的生活简朴，信仰真诚，聚会时全村同声歌唱。
那种从灵魂里发出的合唱，如今依旧回荡在怒江的山谷里。
有人问我：“今天的傈僳人还是这么严格吗？”
我说：“是的。到今天，若有人喝酒、抽烟，是不能参加聚会，也不能被接纳为会友的。照他们的话说就是被开除的。”
这在很多人看来，似乎太过严格，甚至有点“律法主义”，但对傈僳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清醒记号。
就像一个民族共同的誓言：我们不再被酒控制，我们要有清醒的生命。
/
四、平衡的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诚实地说：真理书上并没有明文禁止喝酒，迦拿婚宴使水变酒，保罗也曾劝提摩太“因胃口不清，用点酒”。
关键不在“烟”、“酒”本身，而在——是否对你有益处，你是否被它辖制。
正如《林前》6章12节所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所以，信仰的成熟不在于外在的规条，而在于内在的节制。
傈僳人的规条，曾经对他们来说是救命之道，而对于我们而言，则是一种提醒——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有能力不被任何事物捆绑。
/
五、尊重传统、持守真理
那天服侍了两个弟兄，他们都是因为戒不掉烟，所以无法参加堂里的聚会，我能理解那种被边缘化的感受。
我想问，我们能将抽烟的人拒之门外吗？
我跟他们说：虽然那个地方拒绝你，但在那地方敬拜的那位至高者是爱你的，祂永远都不会撇弃你。
很多传统需要被尊重，就如前面说的，那是他们这个民族当年的救命之法，但今天我们也需要从真理去认识那位全能者。
我建议他们，在戒不掉烟的情况下，可以不去堂里聚会，但是仍然可以在家里，在山里，在地里…
还记得那位撒玛利亚妇人的疑问：我们是应该在山上敬拜，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
她得到的回答是：妇人，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盼望我的弟兄能够成为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者，也能够从烟酒的辖制里释放出来，得着真正的自由。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祂的爱却永不止息！
雨后的怒江峡谷被薄雾笼罩，空气里有一种潮湿的泥土气息。
我走在这座吊索桥上，脚下铁板上的水迹里隐约有着山的倒影，桥索在风里微微的晃动，能听到鸟儿在上面歌唱的声音，还有桥下传来的江水声。
前方，一个穿着傈僳族服饰的老人正缓缓的向对岸走去，身上背上一个他们傈僳族的彩色刺绣手工斜挎包。
他的脚步不急不慢，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岁月的节拍上。
桥的另一端，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他穿着套头卫衣和工装裤，戴着耳机，脚步轻快，脸上带着都市人的神情。
当他们两人在桥的中央擦身而过时，我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
从远方走进山谷的一代
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年轻的英国人，提着那只手提箱，第一次踏入这片峡谷，那是1913年的夏天。
他名叫富能仁。
那一年，他才二十七岁，刚从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毕业。原本他可以留在欧洲，成为一名工程师，拥有体面的职业与安稳的生活。
但他的心却被远方吸引——那个地图上几乎无人问津的地方：中国滇西。
他一路跋涉，翻越高山，穿过激流，带着书、琴，还有那只沉重的提箱。
富能仁深知自己只是暂时的过客，他更盼望本地人能自己兴起，让信仰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结果。
于是他发明文字、翻译歌本和真理书、办学堂、教文化，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一批的本地工人。
他曾写信回家说：“外来的工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唯有本地人自己兴起，才能薪火相传。”
富能仁的眼光，远比他当时的时代更深远。他没有急着盖宏伟的教堂、也没有留下雕像，他留下的，是“人”。
那些被他教导、训练、陪伴的傈僳青年，成了后来怒江史上的第一批本地工人。
/
约秀的一代
与富能仁一同做工的杨思慧夫妇领养了一个傈僳族孤儿，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得力助手，他的名字也常被人提起——约秀。
他是怒江第一个被按立的傈僳牧者。
约秀那一代人，走的路更艰难，他们要翻山越岭，跨过江河，带着好信息进到每个村落。
他们没有乐器，也没有音响，但他们却让最真挚的赞美在山谷回荡，从里吾底，到各个村落。
那是他们最初的声音，没有修辞，只有生命。
他们在竹屋里聚会，雨天的地上全是泥，但他们的歌声却没有止息。
他们继续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歌唱，继续培养和训练工人，直到今天几乎大部分的族人都相信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位。
/
今天的一代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传》1:4
时间流转，一个世纪过去了。
如今，怒江的峡谷里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寂静。
一座座吊桥成了连接各村的要道，汽车、摩托车、三墩子在峡谷间穿梭。
许多年轻人走出了山谷，也有许多年轻人选择留在了这里。
我站在这桥上，望着那位老人远去的背影，他的步伐有些蹒跚，但目光坚定；而再看那个年轻人，步伐轻盈、神情自信。
两个人，一个即将成为过去，一个正在走向未来。
他们在桥上相遇、擦肩，却都继续前行。
旧的信心与新的能力，在同一条路上同行。他们不需要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在走向属于他们的彼岸。
上一代的终点成为了新一代的起点。
/
传承不是替代，而是延续
富能仁的一代，是“开路”的一代。他们从远方来，为滇西点亮了第一盏灯。
约秀的一代，是“扎根”的一代。他们让信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长出枝叶。
而今天的这一代，是“继续走”的一代。
他们不需要一直重复讲述旧的故事，因为他们会有属于他们的故事。
无论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他们都是在延续着祂的故事。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使命，就像这座桥——每一根铁索，都是一条献上的生命，都是在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
结语
当那位老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处，那个年轻人也与我擦身而过。
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也终将走到桥的尽头，但那绝对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代的起点。
这时，约秀的孙辈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到了，我们开着车在峡谷间穿梭，一路上聊着他们青年人的赞美敬拜和傈僳文歌曲的创作发行。
江水依旧在脚下奔流，仿佛在告诉我：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祂的爱如江河永不止息，我们的赞美也要永不止息。
是什么，让他们踏上如此艰难的旅程
富能仁的手提箱
文｜翔巴德
这只手提箱是当年富能仁遗留下来的一件珍贵的遗物，1913年，富能仁就是提着它进入怒江大峡谷的。
第一次见到它时，仿佛见到了它的主人，我们都在想，它的主人当年都在箱子里装的什么，Bible、Hymnbook…
这只箱子在上海展出，感动了许多人。
这次，我们一群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护送这只箱子回怒江福贡。
/
为了安全起见，给它提前打了木箱，因为箱子本身的重量就很重，即使是两个弟兄抬着它也走不了多远路。
我们定的是从上海飞往大理的航班，然后再乘提前包的车经过宝山去福贡。
这看似一段简单的行程，但从早上开始就变得“曲折”了起来。
开始飞机延误了1个半小时，然后因为大理机场大雾，所有飞机都迫降，我们的飞机被迫降至昆明机场。
到了昆明机场后，我们临时选乘高铁，而且还需要中途换乘。
因为箱子和我的吉他都是超大行李，等候行李花了很久时间，接着非常匆忙的坐包车赶往高铁站，中途只有很短时间换乘，几乎是分秒必争赶上了列车。
最后终于在晚上10点赶到了保山。
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了富能仁墓地，然后中午紧接着一路开车赶往福贡，在盘旋的怒江大峡谷中又遇上了当天正在进行的马拉松赛事，一路堵车。
就这样，我们一路体验了各种交通工具后，各种折腾，终于在第二天晚上抵达了福贡，平安将这只手提箱物归原主。
/
我们一路都在感恩，因为同路人中没有一人有发怨言，后面想想，这点艰难与过去先人的旅程来比，又有什么资格发怨言呢？
当年富能仁要提着这只箱子，从伦敦出发，要漂洋过海翻山越岭。
那时的伦敦是世界的心脏，灯火通明。
他是帝国理工的高材生，生活优渥，按理说，他的人生该是一帆风顺。
但他却选择买了一张船票，向着当时地图上几乎空白的滇西进发。
他当时需要先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法国或意大利，大约花费几天时间。那时来华的工人常选择马赛或热那亚港口，因为那里有前往亚洲的邮轮航线。
他登上邮轮，需要穿越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再到印度洋，最后抵达缅甸仰光。
这段航程约需 3～4周，是极为漫长的海上旅程。途中常有酷热、颠簸、晕船等挑战。
抵达缅甸后，他需要再搭乘当地的铁路北上进入内陆。
铁路的终点通常是曼德勒或更北的景栋（Kengtung）方向。
而铁路无法继续深入中国边境，他得改乘马车或骡车穿越道路崎岖的山区。
这段路往往非常艰险，有丛林、泥泞、山谷、河流。路上可能需要几天到十几天。
在那时，进入中国西南的唯一方式几乎就是靠骡马驮队。他必须与当地商队同行，翻越高山、涉过河流，经野人山、盈江一带进入腾冲地区。
当骡马无法继续时，他只能徒步行走。
这一段是全程中最危险、最艰难的部分。富能仁曾多次提到在暴雨、蚂蟥、瘴气和饥饿中前行。
据记载，富能仁第一次抵达滇西的丽江—腾冲—保山区域时，是步行进入的。
他的鞋子常常破烂，夜里住在简陋客栈或山民家中。
进入滇西后，他还需多次步行、溯江、攀山，才能抵达主要服事地区。
比如我们从保山坐车到福贡都花费了6个多小时，可想而知当年没有马路，如果沿着怒江边走，那是多远多艰难的路程。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些先人愿意离开那样舒适的环境？让他们踏上如此艰难的旅程？
我想，一定是爱的回应，是崇高的呼召，是不得不“去”的感动。
/
在当年那片瘴气弥漫、山高路险、语言不通的土地上，富能仁发明了傈僳文字、翻译诗歌、教人识字。
他不是来被看见的，而是来让这里的傈僳族人，看见希望。
富能仁不是唯一一个走这条路的人，当年还有一批批的年轻人，从剑桥、牛津、芝加哥、悉尼、苏黎世出发，跋山涉水，穿越沙漠、丛林、山谷。
有人染病倒下，有人终身留在异地。
当我们的车行驶在怒江边狭窄的公路上，我透过车窗看到外面翻涌的江水，想到今天的我们，其实也是被邀请，要去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窄路，这过程中我们也会遭遇各样的艰难。
你有收到祂的邀请吗？你知道属于你的旅程在哪里吗？
或许不是跨越山河的旅程，也不是背着沉重木箱的跋涉， 而是在平凡的生活里，学会顺服、忍耐、相信与坚持。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步，可能恰恰正是你的“窄路”。
我们今天回首百年前的脚印，不只是为了赞叹和感动而已，更是为了使命的延续。
从伦敦到怒江，从怒江到今天的我们。
每一代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窄路，我相信无论有多艰难，只要我们倚靠那位富能仁所倚靠的，我们就一定能走到目的地。
想起一首歌：明知这路，是***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祢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祝福你！
一直被感动，从未有行动
富能仁与傈僳族人
文｜翔巴德
你是否是那个在有些聚会中常常举手，或常常冲到前面去的那个人？
我们确实常常容易受感动，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被感动，却那么难有行动。
有时候，看一个短片就能热泪盈眶，听见一句歌词就热血沸腾，听一场信息就想立下决心。
但第二天醒来，什么都没变。
感动、激动、冲动，然后——一动不动。
1、感动只是敲门声
感动其实很好，它说明我们的心还没硬，但感动不是目的，它只是敲门的声音。
心门外有人在轻轻叩门，而有人听见了就开门，有人听见了，却继续滑手机。
2、那个有感动也有行动的人
1906年的一个下午，一个英国青年收到一本小册子。
那本小册子上写着：世界上还有无数人未曾听过真理，而许多人却选择安逸地过完此生。
这句话像一记雷，打进他心里。
他叫富能仁。
那年他二十岁，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工程系，成绩优异，弹得一手好钢琴，有才华、有前途、有家底。
按理说，他的人生已经稳稳当当。
可那天下午，他开始挣扎。他坐在书桌前很久，心里有个声音在问：“你要继续过安逸的人生，还是回应内心那份更深的呼唤？”
他没有立刻做出决定，但那份感动没有被他消灭。
后来，他参加了一个训练营，认识了内地会的施达德。
他被那种“凭信心去做该做的事”的精神深深触动。
毕业那年，他拒绝了所有优渥的工作，只留下一封申请信——要去一个叫“中国”的远方。
那一次动，让他的一生被改写，也让无数人的生命被点亮。
3、这个世代缺的不是感动，是行动
我们这一代人，感动太多。
看个短视频就会感动，读篇文章也会感动，看别人的努力也会感动。
但感动久了不动，就会钝化，心会渐渐习惯那种得到情绪价值的瞬间，却忘了要怎么回应这些感动。
有时候，它在等的，不是你流泪，而是你迈出去的那一步。
如果今天你又被感动，先安静下来，想一想：“我能做什么？”
哪怕是一件小事——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帮一个人、报名一门课……
当你真的去做了，那一份感动就不再只是情绪，而成了种子。
我想，如果感动是呼吸，那么行动，就是心跳。
只有当它“动”起来，你的生命才能活出真正的意义。
盼望，祂叩响你心门的时候，你要给祂开门哦！
二十来岁的他们，改变了世界
柏格理/Samuel Pollard
当我读到那些来华XJS的故事，被一个细节震住了——他们来的时候，多半才二十几岁。
二十来岁，是我们在纠结要不要换专业、要不要考研的时候，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而有一群人，他们已经登上了驶向未知的大船，带着他们的信念，从伦敦、苏格兰、威尔士、纽约、悉尼，出发到中国、印度、非洲、南太平洋……
一、二十来岁的他们，选择了远方
富能仁（James O. Fraser），25岁来到中国云南怒江的群山。
当时的傈僳山地没有路、没有文字、没有电。
他跋山涉水、独自住在小木屋里，一弹琴就是整夜，山谷里的人听见那旋律，就走进屋子里。
他教他们识字、唱歌、DG、修路。没有相机，没有掌声，只有潮湿的山雨和傈僳语的诗篇。
伯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时也是二十多岁。
他看见苗族人没有文字，就花十年创造出“Pollard Script”柏格理苗文。
那个文字，后来成了整个民族的骄傲。
C.T. Studd，英国板球冠军，剑桥学者，继承百万遗产后全部捐出，毅然前往中国。
他说：“如果永恒是真的，那世上的一切成功都不再值得挂念。”
他们走上了一条“别人不走的路”。
我常想：他们那一代人，到底是什么支撑着？
在那个没有没有导航、没有快递的年代，他们凭着几封信，就踏上了世界尽头。
他们的朋友或许不理解，家人或许反对，但他们心里有个比“安稳”更重要的词——“使命”。
他们用青春回应召唤，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值得为之活的事”。
二、二十来岁的我们，在寻找意义
回到今天，二十来岁的我们，有更多的知识、选择、和自由，却也有更多的焦虑。
我们有规划表、有梦想清单、有健身计划、还有存钱目标。
我们怕失败，怕落后，怕被忘记。
但有时，也许我们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那种毫无惧怕的使命感和热情。
他们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不问“值不值”，只问“对不对”，不问“别人怎么看”，只问“我该不该去”。
那种勇气，让青春有了永恒的重量。
他们并不是天才，他们只是敢于出发。
他们不完美，也会软弱，也曾想放弃，但他们明白——若不跨出那一步，永远不会知道海的另一边有什么。
也许年轻的意义，从来不是“拥有一切”，而是敢于“放下一切”。
不是都要去远方，而是要在生命中，找到那个值得你为之奔赴的使命。
他们的故事仿佛在告诉我们，真正的青春，是用来燃烧的，而燃烧，恰恰是最好的投资。
他们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
有一种人，他们离开故乡的舒适圈，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一个看不见的国度。
他们本是富足，却甘愿成了贫穷。
富能仁，James O. Fraser，他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温暖又富足的家庭。
学业优异，音乐天赋惊人，若留在英国，他的人生注定光鲜。但他却背起行囊，来到中国云南怒江峡谷间，与傈僳族人同住、同吃、同唱。
没有电、没有路、没有语言，只有山雨、瘴气，还有那份从不动摇的呼召。
他曾写信说：“我不想只做一个送外人恩惠的施主，我要与他们一起得着那份生命的喜乐。”
他所“失去”的一切，成了另一个民族重生的希望。
英国医生之子戴德生，放下伦敦的舒适的环境，穿上中国长袍马褂，吃中国的粗茶淡饭，为的是让中国人明白：那份永恒的爱不是西方的，而是为所有人预备的。
剑桥七杰的施达德C. T. Studd，英国板球冠军，本可一生富贵，却把百万遗产全数捐出。
他说：“若祂为我而死，那我为祂而活，还有什么是可夸的呢？”
伯格理，走进贵州山中，发明了苗文文字系统，让一个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文字与书本。
他没留下财富，却留下了文化的觉醒。
他们的脚印穿过山川，也穿透历史的尘烟，从富足迈向了贫穷。这与许许多多为了追求富足生活而离开故土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富足，不在拥有，而在给予。
/
有时我在想，“贫穷”这个词，是否被误解得太深。
他们的贫穷，不是匮乏，而是一种自愿的倒空。
他们不是被迫失去，而是主动舍弃——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富能仁的日记里写过：
“当我弹起破旧的小提琴，看见山谷里的人跟着唱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美。”
这种“贫穷”，比任何财富都更丰盛。
因为他们富有音乐，却不为舞台；富有知识，却不为名誉；富有爱，却不为自己。
他们的生命，就像一粒种子，落在泥土里，表面消失，却在地底死了，发芽，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一代又一代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仍旧长着希望。
/
一个世纪过去，他们的故事听来几乎像传说。
但我常想，今天的我们是否还存在这种一粒麦子“倒空的勇气”？
也许我们不必远赴高山、跨越海洋，但那份“为人成为贫穷”的精神，仍然在今天呼唤着我们。
这世代太习惯追求“拥有”，但这些先人的故事提醒着我们，拥有的终将失去，唯有“给予”，才会留下。
他们并非不爱生命，他们是太爱了——爱到愿意让生命成为更大的出口。
正如有人说：“世界被少数倒空自己的人改变，而不是被那些努力充实自己的人改变。”
如今，怒江的山谷早已有了电灯，苗乡的孩子也能读写自己的语言，中国的城市也早已与世界相连。
那些名字或许被遗忘，但他们燃起的光，仍在延续。
做个点火的人！
最近再读《山雨》，读到这样一段话：
“福音禾场上的工作，像是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根点着的火把，在一个黑暗阴湿的谷中行走，想要点燃任何可以着火的东西。然而所有的东西都湿透了，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但有时候，祂的风和阳光事先已有准备，谷中也有许多干燥的地方，经火一点——这边一株灌木，一棵树，几条桠枝，那边一堆叶子，都着了火。
点火用的火把和持火的人已经远去，点着的火仍发出火与热。这就是祂要看到的，也是祂所要求我们的：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烧遍了世界。”
这画面好真实，也太震撼。
/
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拿着火把的人”，走进的是一个潮湿、阴暗、甚至冷漠的世界。
你努力想点燃身边的人，想点燃他们的呼召，点燃他们的热情，但却发现你的那个火把在风里，显得如此短暂又渺小。
但火把的意义，不只是为了长久燃烧自己，而是为了传递。
靠那份内在的炽热，哪怕只点亮一瞬，哪怕只点燃一小撮干草，那火就有机会继续传递下去。
因为祂的风会吹起，祂的光会照射。
/
富能仁就是这样一个点火的人。
他带着一个火把，走进云南的群山，在那里被雨水淋湿，被孤独包围。
但他点燃了人心，也点燃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他的身体虽然埋在保山松林间的一座孤坟里，但他留下的那堆火，一直没有熄灭。
因为那火，早已蔓延成光。
/
我们或许不在福音禾场，也没有被派去远方，但我们同样在“黑暗阴湿的谷中”行走——在复杂的社会舆论里，在疲惫的职场里，在冷淡的关系中。
有时一句真诚的安慰、一首带有盼望的歌、一次勇敢的选择、一个不妥协的决定——那都是火。
也许别人看不见，也许连自己都觉得微弱，但你不知道，这一小簇光，可能正好照亮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心，或是一个回应呼召的生命。
/
火把最怕的不是被烧尽，而是从未点燃。
所以，哪怕世界潮湿，哪怕风大雨大，也别丢掉你手中的那个火把。
也许你无法烧遍整个世界，但你能点燃一个人；而被点燃的人，会再去点燃别人。
最终，这世界会因一点一点的火光，被照亮。
做个点火的人吧。不求燃尽山谷，只求点亮一个灵魂。因为当光一传一递，这世界终将不再黑暗。
祝福你！
她一生如山雨般温柔——纪念富能仁次女、《山雨》作者艾琳·克罗斯曼女士
https://i.y.qq.com/v8/playsong.html?songid=236050504&songtype=0#webchat_redirect
就在昨晚，北京时间10:30，在英国兰开斯特教堂里，回荡着悠扬的琴声与赞美的歌声。
人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感恩——感恩一个温柔坚定的生命，感恩她一生所见证的信仰与爱。
这是一场为Eileen Crossman（艾琳·克罗斯曼）举行的追思礼拜。
她是被称为“傈僳使徒”的 James O. Fraser（富能仁）的次女，也是传记《山雨》（Mountain Rain）的作者。
她用笔，延续了父亲的遗志；她用生命，写下另一部更深刻的见证。
昨晚我通过油管观看了这个感恩的追思礼拜。
一、那位来自云南山谷的女儿
礼拜开始时，屏幕上亮起她的照片。
那是一张温柔的笑脸——平静、祥和，似乎在告诉我们：她已经回家。
艾琳出生于1933年云南宝山，那是她父母服侍的地方。
她的父亲富能仁，是内地会派往中国的工人，在怒江峡谷为傈僳族创造了文字，翻译了真理书，留下了“中国的奇迹”。
礼拜上，她的妹妹玛格丽特回忆说：
“她常提起童年时在云南山坡上奔跑的日子——阳光、风声、马蹄声，还有那片她永远怀念的天空。她天生热爱户外，热爱山，热爱行走。”
然而她五岁那年，父亲富能仁因脑疟病去世。母亲Roxie挺着身孕，独自带着她与姐姐逃离中国，途中艰险万分。
她记得自己曾静静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感受那只无力却温柔的手抚摸着她头发——那是她生命中最早的记忆。
“我想，那一刻，她就明白了什么是牺牲。”
玛格丽特的声音颤抖，“也是那一刻，她继承了父亲的刚毅与温柔。”
二、战火与重生
不久，她和母亲被困在中国境内的日军集中营——潍县。
她当时不过七岁。
玛格丽特描述那段岁月：“早餐是一块面包加热水；中午的鱼汤稀得看不出是什么；他们的课桌在宿舍角落里，四周是虫蚁、老鼠、阴暗的潮气。”
她笑着补充：“但艾琳依旧写字、唱歌、祈祷。她说：‘那时候我们仍然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可以呼求天上的父。’”
战后，她们辗转回到英国。艾琳在寄宿学校刻苦学习，成为学校第一个考上牛津大学的女生。
“那天，全校放假一天去野餐庆祝，”玛格丽特说，“我记得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笑得像春天。”
三、她与中国的再遇
多年后，玛格丽特劝她一同重返中国。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姐妹俩带着深深的怀念回到云南。
当她们站在父亲墓前，地方政府派来车队接待。有人代表当地人对她们说：
“能够为一位曾为我们民族付出一切的人之女儿做点事，是我们的荣幸。”
那一刻，艾琳和玛格丽特都流下眼泪。她们知道，那不仅是纪念一位忠心良善的仆人，更是看见信仰在一片土地上生根的奇迹。
如今，云南怒江峡谷仍有无数傈僳族人歌唱赞美，那正是富能仁与Roxie，以及他们的后人所留下的“山雨”。
四、作家、妻子、母亲、好仆人
除了《山雨》一书，艾琳自己的一生，也是一部“好消息的传记”。
她与丈夫 Douglas Crossman一同在英国与美国服侍。她是天生的沟通者，善言、能写，幽默又敏锐。
礼拜中主持人提到：“有时候他们俩还会打趣，到底谁讲的更好？”
她笑着说：“那当然是他——但若他讲得太久，就该我来收尾。”
她总是带着一种平和的光。
在她生命的后期，记忆逐渐衰退，但信心反而愈发清晰。护理院的护士说，她常常突然开始唱起那首老诗歌——
“When peace like a river attendeth my way,
it is well,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当平安如江河临到我身旁，我的心就得安然。）
她记得每一个词，唱得饱满而有力。
她也曾在轮椅上对整个房间的人分享了四十分钟信息，并一一为他们祝福。
有人说，那天她的眼睛闪烁着年轻时的光。
五、她的家人与后代
礼拜中，她的家人一一上台发言。
孙辈们回忆她的幽默、她的智慧、她的温暖：
“她见到任何人，都会露出那种立刻让人放下防备的笑容。”
“她总能让家人团聚，把我们聚在一起。”
“她让我明白，信仰不是遥远的理念，而是一种温柔的生活方式。”
曾孙辈讲起童年的电影之夜、披萨、她与孙子一起看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的那晚。她全程一头雾水，却仍陪他们笑到最后。
“她不懂剧情，却懂得爱。”
有孙子说：“她像一朵花，活着是为了看见更多花开。”
六、《山雨》的遗产
《山雨》出版于1982年，这本书被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XJ士传记之一”。
书名取自诗篇的意象——山上的雨虽遥远，却能滋润谷中的禾田。正如富能仁所播下的信仰种子，在艰难之地化为丰收的禾场。
OMF前任总干事、曾在泰国服侍的David Pickard在追思中说：
“1984年我第一次读到《山雨》，那本书改变了我，也改变了许多XJ士的生命。后来见到作者本人，我发现她比书更有力量——她的生命本身就是那本书的续集。”
他形容她“谦卑、坚定、从不为自己说话”。
“她总问我：OMF现在怎么样？亚洲的禾场还好吗？她关心的永远是父的国。”
Pickard引用她的信条：“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他说：“她的信仰不是口头的，而是贯穿一生的行动。”
七、她的信仰与盼望
追思礼拜的经文选自《约》第14章：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S，也当信我。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信息分享中，Pickard这样总结：
“她相信天堂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安慰，而是那位父亲自预备的家。
她一生渴慕那个地方，如今，她终于回家。”
他说：“她告诉孙辈——‘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个献上的年轻生命，能被使用成就何等大的事。’
今天，我也想对在座的每一个人说：若你愿意对祂说‘我愿意’，祂也能用你的人生，写出另一场山雨。”
八、结语：如山雨般温柔的生命
礼拜的最后，全场合唱：
“Love divine, all loves excelling,
Joy of heaven, to earth come down.”
——《天爱无尽》
歌声渐止，众人默立。有人轻轻擦拭泪水，也有人微笑着闭上眼——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结束，而是生命的延续。
艾琳的一生，就像她所书写的那场山雨——静默，却坚韧；温柔，却有力。
她让人看见，信仰不是轰烈的火，而是滴落在岁月里的雨，滋润山谷，也滋润人心。
如今，她与父亲、母亲在天家重聚。
那片她童年奔跑过的云南山坡，依旧有人在唱诗、祈祷、感谢。
那一场从“山上”落下的雨，至今仍在下。
后记
愿我们也能像她一样——一生不喧哗，却深深滋养；不求被记念，却让人记念。
因为真正的信仰，不在传记的字里行间，而在那些被爱浇灌的人心中，化为继续落下的“山雨”。
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