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平安！
别被照片吓到了，我没事。这是2014年的10月发生的事情。
那次，我和刘导结伴骑行，从城市边缘一路往村庄里骑。那天风很顺，路很空，心情也随着速度一起被拉了起来。
我们一起兴奋的喊着冲，时速提到了将近 40 码。
就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在村庄里那条小小的马路上，有一道并不起眼的沟。我们没看见。
前面的刘导连人带车翻倒在地，我紧跟在后面，迎面撞上他的车，也一起翻倒。那一刻，只剩下撞击、眩晕，还有疼痛。
等我反应过来时，满头满脸都是血。
刘导的头一直在流血，他一遍一遍地问我：“翔哥，我们这是在哪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认得我，却完全不记得刚刚发生的事。那一天的记忆，像被硬生生抹掉了一样。
我意识到，他失忆了。
/
我强撑着打电话求助。110、120，一个一个打过去，却因为行政区划的问题，被反复询问“你是在马路这边，还是马路那边”。
等确认下来，对方告诉我：要等，至少半小时。而就近的120其实很近，但这条路不属于他们区，不归他们管。
我知道，等不起，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去最近的医院。
但这条小道上根本不会有出租车经过。
这时，有一辆轿车开了过来，司机远远看到两个满头是血的人倒在地上，毫不犹豫地倒车离开了——我能理解，他害怕惹事，害怕被碰瓷。
没过多久，又来了一辆快递公司的车，我喊住了司机小哥，恳请他送我们去一下医院，他看看我们，同样慌慌张张的选择了掉头离开。
就在我们几乎不再抱希望，想步行到大马路去时，一位农村大爷出现了。
他满身泥泞，骑着一辆旧旧的电瓶车。他停下来，看了看我们，二话没说就叫我们上车：“来，我送你们到大马路上去，那边好打车。”
因为一次只能拉一个，他分了两趟，把我和刘导拉到大马路上。放下我们之后，让我们在这里打车，然后他转身就走了。
那一刻，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
可事情还没有结束。
大马路上，出租车一辆一辆经过，没有一辆愿意停下。我们脸上、头上还在流血。我甚至看到警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我拼命挥手，却没有停下来。
最后，我只好打电话给好朋友姐妹，叫她赶紧开车过来，她开车赶来时，因为路上堵车，足足开了半小时。
接着她迅速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医院。
刘导脑震荡，加缝两针，那天的记忆没有恢复回来；而我脸上缝了四针，至今还留着疤痕。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那位农村大爷的身影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
我感谢他，因为他是我的“好撒玛利亚人”。
/
我们都熟悉那个好撒马利亚人都故事。
故事里有一个人，在从一座城下到另一座城的路上，遭遇了强盗。他被打得半死，衣服被剥光，倒在路旁，几乎没有了生气。
后来，有人经过。
第一个，是一位祭司，他看见那个人，却选择从路的另一边绕过去。
第二个，是一个利未人，他同样看见了，却依然选择避开。
他们并不是没看见，也不是不清楚那个人的需要，只是他们都有理由不靠近——可能是怕麻烦，怕风险，怕自己惹上不该惹的事。
直到第三个人出现。
那是一个撒马利亚人，是在当时社会里并不被看好、甚至被歧视的人。
他停下来，看见那位受伤的人，没有计算得失，没有评估风险，而是走上前去，为他包扎伤口，把他安置好，甚至付上代价，确保他能够被照顾。
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对前两个人的激烈控诉，却清楚地留下了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的邻舍？
有人回答说：是怜悯他的。
故事用这一句话结尾：你去照样行吧！
/
回到这场骑行事故，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天我遇见的“真正的邻舍”，不是开始那个开车经过的人，也不是帽子叔叔，不是看起来最体面的人，而是那位满身泥土、骑着电瓶车、没有留下名字的大爷，还有我的好朋友姐妹。
对于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我并不愤怒，我理解他们的恐惧，也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谨慎、冷漠。
真正让我反思的，是我们早已习惯用外表、身份、风险，来决定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帮助，以及以此来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够提供帮助。
我们太容易以貌取人了，同时我们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看起来“麻烦的”，就绕开；看起来“可能惹事的”，就避开；看起来“不安全的”，就当作没看见。
可善，从来不是计算后的选择。
那位大爷没有问我们是谁，没有问会不会负责，也没有问值不值得。他只是看见了需要，于是停下来。
/
我写下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抨击那些离开的人，更不是要激起愤怒。
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多骂几句冷漠而变好，却会因为多一个愿意停下来的“好撒玛利亚人”而不同。
如果那天每一个经过的人哪怕只是多停一分钟，少一点防备，多一点怜悯，不再凭外表判断谁才“值得”被帮助——这个世界，真的会温柔很多。
我写下这个故事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感谢每一个我生命中遇到的好撒马利亚人。
感谢你们曾经对我伸出的援手，以及你们为我付出的每一份爱心。
同时也希望可以尝尝勉励自己，除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父，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也和你们一起共勉！
